不必紧张，我所用的刑罚都不会在杨犯身上留下永久性伤痕的。”索正雄将审讯时间放在双休日是有目的的，那时部里领导一般都不办公，即使有人看不过去，想举报也得等到星期一。两天的时间，基本上够他冒险大干一场了。
2030年7月5日上午，按镣铐作息表戴着联体手脚镣、腰铐、脚镣、脚趾镣、钢凉鞋、脚枷的杨惠娟正在奋笔疾书。敌人给她时间和纸笔是要她写交代材料，但她又怎么会按敌人的心意行事呢？她想写一些个人对革命的理解和随想，但也告诫自己，千万不能写成李秀成的《自述》和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。正写得投入时，牢房外面传来了铁索锒铛声。是不是又有新难友到来，虽然双脚被脚枷锁在一起，杨惠娟还是有办法一蹦一跳地来到铁窗前，向外望去。铁窗上安的是单向玻璃，为防止无关生人的窥探，外面看不到牢房内部的情况（狱方则靠囚室里的三个摄像头保证对囚犯全方位监视），里面却能看到外面。杨惠娟看到的不是难友到来，而是难友离去。
原来在她入狱之前，这里早就关着四名中年女囚徒，只是因为从外面看不见牢房里的情况，所以直到这些难友离去时她才刚刚得知。这些手脚上各戴着一副重镣铐的女难友们，面容看上去似乎有些熟悉。杨惠娟终于想起来了，她们都是已经被捕多年的其他几个革命组织的女领袖，她曾在少年唐汉党的内参上见过她们的照片。这些难友很早之前都已被判了无期徒刑，现在离去应该是转移监所而不会是被杀害。但为什么她一来，就要同监区所有的难友离开呢？杨惠娟有些迷惑。
答案很快就被揭晓。四名难友一走，立刻进来一群身强力壮的男狱警，把客厅里的家具、电器搬得一干二尽，随后搬来的东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老虎凳、电椅以及审讯用桌椅，一瞬间豪华客厅就变为阴森恐怖的刑讯室。杨惠娟明白了，敌人要在这里对她严刑拷打，逼她投降和出卖组织、同志。而明明从监视器里发现她在窥探他们布置审讯室，却根本不加阻止，应该也是敌人心理施压的一部分。
想用严刑拷打让我投降，做梦！既然镣铐没有能够使我屈服，酷刑也同样达不到目的。说起镣铐，也真难为了杨惠娟，三天来戴着这些超重的铁器自理生活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艰辛：早晚两次的洗漱是带了总重28公斤的六件刑具完成的。一日三餐要用锁着两副手镣的双手端碗，加上下面的铁链，需要额外付出9公斤力气。放风时全身刑具虽然轻一些，也仍有18.5公斤重，脚下的负重更接近10公斤（拉住联体手脚镣的铁链后双脚也有6公斤负担），但这毕竟是一天里唯一可接触阳光和锻炼身体的机会。在50分钟的时间里，她一个人走得十分投入，全然不顾双脚被镣环压得又红又肿。一天里只有晚上在卫生间洗澡是最幸福的时刻，这时她可以在温热的水流冲洗下，抚摸着手腕、手指、脚踝、脚趾上被镣铐勒出的红印，让它们慢慢地褪去。而最痛苦的时间则是睡觉，为减轻镣铐对身体的重压，她不得不时而向左、时而又向右侧卧着，以便让大部分钢铁的重量传递到床上。而且还要在腰部垫一个枕头，才能减轻腰铐对身体的压力。但和入狱仪式上咬牙走上三楼楼梯一样，这一切她都挺过来了，现在已在慢慢适应这样的戴镣生活。
战略上要藐视，战术上还是要重视。杨惠娟深知自己能够挺过疲劳关、镣铐关，所凭借的主要还是长期锻炼出来的良好身体素质。但严刑拷打与以往的身体折磨完全不同，它是通过短时间里制造肉体剧烈疼痛，考验革命者意志品质的。不可否认，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的人，对酷刑忍受程度存在着差异。来自农村、干惯粗重体力活的姑娘，肯定比生长在城市、娇生惯养的少女，忍受能力要强一些。不幸的是，自己在少年唐汉党内地位再高，也改变不了城市中小康之家的出身。看来只能靠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与酷刑相对抗，杨惠娟暗暗下了决心，蹦跳着回到写字桌前。革命随想暂时不想写了，她希望通过更多的休息积聚体力，迎接酷刑的挑战。然而这次却错了，休息得越是充分，对痛苦的反应将越敏感。
二十九
次日（7月6日）一早，做好充分准备的索正雄来到设在汉都监狱六号女监区的临时审讯室。刚一坐定，他便吩咐带杨惠娟过堂。这个“堂”离牢房实在太近了，也就是门里门外，一眨眼功夫她就被提到。此时本为写“交代材料”时间，出牢房时按例开了脚枷，杨惠娟戴的是联体手脚镣、腰铐（上铁链连在了联体手脚镣的中间铁链上）、脚镣、钢凉鞋、脚趾镣五套镣铐，总重26公斤。虽然与“十大件”齐全相比轻松了不少，但重镣敲击地面的声音依然震耳欲聋。
“杨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戴这么重的镣铐吃得消吗？你们再把她的腰铐、钢凉鞋、脚趾镣去掉，给她换一双普通的凉鞋。国法狱规固然要遵守，但问案时还是要尽量人性化操作。”其实，索正雄根本不想搞什么人性化操作，他考虑的是一会要在杨惠娟的脚趾上用电刑，穿着钢凉鞋、戴着脚趾镣于用刑多有不便，所以预作准备。
杨惠娟虽然一时看不透敌人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却清楚这是黄鼠狼